近年来，“男性气质”（也作“男性气概”）正在引发全球性的焦虑。
年初热播的英剧《混沌少年时》将“有毒的男性气概”推向社交媒体时代的全球舆论中心，为什么一个仅仅13岁的男孩，会因为自己没有所谓的“男性气质”而产生如此强烈的焦虑？这样的情绪显然具有跨文化的弥散性，但平移至中文互联网的舆论场，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也并不完全趋同。
在流行的国产影视剧中，受观众喜爱的理想男性形象一直在变化。从“霸总”到所谓的“经济适用男”，再到这些年日渐流行的“小奶狗”和有“人夫感”的“窝囊男”，甚至“无性”的孙悟空有一天也成了众多女性网友心中的“完美男友”。相较于西方语境推崇的“阿尔法男”形象（指那些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中表现出强烈领导力、自信和主导地位的男性），敏感多情，甚至有些“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在此地似乎从来不缺观众，但这意味着中文语境下的男性气质就更多元吗？在中国社会内部触发公众情绪的性别讨论究竟具体是怎样的？
宋耕，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曾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任教多年，致力于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角度考察性别文化问题。著有《当代中国的男性与男性气质》《电视的中国性》等。
展开剩余93%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看来，今天的性别讨论有很多被“西化”的部分。实际上，在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性别界定更倾向于权力基础而非生理特征，且男性往往需要向同性而非女性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由此形成的“同性社交纽带”自古代社会以来就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与女性的“割席”之上。这些都从根本上塑造了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质，且影响持续至今。
采写｜申璐
《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作者：宋耕
译者：周睿
版本：也人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6月
博士就读期间，宋耕关注古代中国性与爱相关的文学中的男性建构话语，梳理这条文学谱系中从屈原到张生再到中国戏曲中的“小生”的形象，尝试透过“文弱书生”为代表的那些“阴柔”的古代“才子”，理解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质。时隔二十余年，当年的英文版研究译至中文版《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出版，其中对具体历史语境的关注，仍然启发今天的我们从不同的维度看待国内性别议题的讨论走向。
新书出版之际，我们通过视频连线采访了身在香港的宋耕，和他聊了聊当年的这项研究，以及二十年后回看，中文语境内部关于男性气质讨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博士毕业之后，他的研究重心也逐渐转向了当代流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宋耕认为，如今再看这本书，其中的确存在一些过于简单的二分法，但他仍然坚持写作这本书时的基本立场，即能从多元化的角度看待男性气质，而不把它理解成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此外，历史语境的重要性也是这次采访的焦点之一。他认为我们可能需要跳出“西方中心”，或者说受“现代化”话语影响的思维禁锢，去重构在受西方影响之前，我们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究竟是怎样的。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宋耕的采访。
传统中国社会的性别界定：
权力与流动性
新京报：你在书中明确界定，关注的是“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质，也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这个阶段。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是没有占据西方性别话语核心位置的“男/女”二元之分的，更为主流的界定是“阴/阳”与“文/武”。这个区别具体如何影响了各自社会对男性气质最初的定义？
宋耕：是的，一个总的判断是，作为西方性别话语和整个符号系统核心观念的男/女二元对立，我认为在前现代中国社会几乎不适用。从西方基督教文化看人类诞生的源头，女性由男性的一根肋骨而来，它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套清晰的二元话语。而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并非没有男/女之分，但儒家文化传统更倾向于将男性和女性都放置在社会文化这个大的系统内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主要以阴/阳来界定。且在每一组纲常秩序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
宋代马和之《孝经图》局部。
这里的阴/阳与男/女之分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以权力秩序为基础的、具有流动性的，也就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比如说，每一个男子都会兼具阴/阳二性，他们可能在家中的夫妇关系中是“阳”，但在朝堂的君臣关系中就被降格到一种被动、依从的“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逻辑下，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其实反映了其社会地位，也取决于其社会地位。
新京报：你在书中前半部分用了很大篇幅论证这一点，即在传统中国社会，性别界定更倾向于权力基础而非生理特征，“通过‘文’与‘化’，权力全面控制了男性的身与心”。可否展开谈谈这点。这主要是西方语境作比较吗？如果是的话，权力特征似乎在东西方社会又都是存在的。
《混沌少年时》（Adolescence，2025）剧照。
宋耕：的确，“权力”特征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西方的语境中也讲“霸权男性特质”，对应过来就是所谓的“有权（powerful）、有钱（wealthy）的男性”就是“好男人”。只是说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明显缺失的，是一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性别二元。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儒家文化对“阴/阳关系”的改造。
其实所谓“阴/阳”最初源自道家，分别指山的南北之面——背阳坡面，晦暗荫翳；向阳坡面，光明普照。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两种自然之力的互动生成与发展的，且它们并没有高下之分。直到汉代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阳”才成了支配性的主导地位，而“阴”落于驯柔性的屈从地位。
在这样的逻辑下，这世上没有任何两个人之间是地位平等的，哪怕是双胞胎，也有出生时间上的先后之分。整个社会通过“阴阳”就定义了一套严密的权力秩序，但其中的每个人又有一定的向上流动的空间。具体到两性的夫妇关系，儒家文化中并不谈夫妇之间的“爱情”，而是将之放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夫妇是为了父子、父子是为了君臣，从而完成一整套的家国同构。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孝”，其实重视“孝”是为了推崇“忠”，忠孝从来都是一体的。如果忠孝难两全，它也是有优先级的。
颠覆性的“情”与
排“她”的同性社交欲望
新京报：除了权力这一面，前现代中国社会中男性的“情”这一面也很有意思。在今天围绕男性气质的讨论中，其中被认为“有毒”的一面在于男性似乎在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中并不被鼓励正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于是成年后在情感表达上存在耻感或困难。
但有趣的是，在传统的“才子”故事中，“才”与“情”往往是相连的，而超凡之才蕴含的是通过感性的方式理解世界的“敏感性”。这个“情”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情”有一致性吗？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的传统中，被推崇的男性气质其实一直并不避讳陈“情”？如果的确有这样的文化传统，那为什么这一面似乎又没能延续下去？
宋耕：首先，“情”通常会被解释为“爱”。但在传统“才子”故事中的“情”，和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爱情”肯定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夫一妻制上的、排他的情感关系。但在很多的“才子佳人”故事中，都是“二美共侍一夫”。
在这种“爱”之外，才子故事中的“情”的确更多指向的是一种对宇宙万象的敏感，包括对山川景色，甚至天地万物的“痴”。一直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种颠覆性几乎达到了极致。不管是“爱”还是“敏感”，这些虽然在一些传统男性角色身上一直存在，但在儒家正统文化中，它从来都不是那个被推崇的位置，不会被认为是“大丈夫”或是“理想男性”的样子。这样的“情”与“痴”实际上就是对仕途经济的偏离。儒家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不管是坠入情网、还是痴迷山水之间，都是“离经叛道”的。
《红楼梦》（1987）剧照。
新京报：虽然同样是对“情”的塑造，但创作者和面向读者的不同也会影响对“情”的理解。你在书中特别指出，古代的“才子”故事主要是由男性文人创作、面向男性读者消费的人物形象。他们其实反映的是男性幻想中理想的男性特质。这和今天那些由女性创作、面向女性读者的文本中的男性形象有怎样的不同？
宋耕：我了解不多，很难做一个全面的比较。不过从男性角色的塑造上，我觉得更适合和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做个比较的，也许是今天的“男性向网文”。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主要是落魄的书生写的，他们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在里面，很多故事中都存在一种“三角关系”，和主人公共同竞争的有可能是个商人，或者作为“武”代表的将军等，当然最后都是以“才子”的胜出告终，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这样的读书人。
当时的男性读者为什么喜欢这类故事？这和今天“男性向网文”的流行逻辑是一样的，他们都把自己的欲望投射进去。今天的“男性向网文”中有一类叫“赘婿文”，它基本遵循“先虐后爽”的节奏，前期男主通常在女性角色家中受尽各种折辱，忽然有一天真实的才能被发现，过去欺负过他的人如今又来巴结他。这类故事在今天国内的草根男性群体当中很受欢迎，它是一种当下男性气质焦虑的集中表现。其中的社会功能是有相似之处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理解中国男性气质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同性社交欲望”。也就是说在中文语境中，对男性气概的定义很大程度依赖于男性同盟内部的认同。这样的社交有怎样的特点？以及这种“认同”具体是如何完成对男性气质的确认的？
宋耕：“同性社交”（homosocial desire）最早是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提出的。我在这里借用了这个概念。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不同。塞奇威克提出了一个“恋爱三角”，两个男人通过竞争同一个女人，最终为的是建立一种“homosocial bond”。“homosocial”本身是没有性的层面的，但塞奇威克认为男性在有意识地压抑对同性的欲望，只能通过一些“借口”——比如足球俱乐部、兄弟会等，来实现他们对同性的欲望。
这与中国古代社会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在前现代中国，两个男性往往不是通过争夺同一个女性来达成这种社交，而是将女性视作同性兄弟关系之间的障碍，最后要通过除掉这个女人，兄弟关系才能得到巩固。
比如《水浒传》中杨雄和石秀的故事，石秀撞见了杨雄的妻子和和尚裴如海私会，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好兄弟杨雄。结果杨雄回家质问妻子，却反被她蒙蔽，妻子还反咬一口说石秀对其无礼。被赶出杨家后，石秀没有迁怒杨雄，而是在通奸现场杀了裴如海。最后杨雄从这件事中确认，兄弟才是那个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人，同性关系比异性关系更可靠。不止如此，也有专门的研究指出，《水浒传》中很多“好汉”被逼上梁山的契机都是因为女人，宋江、武松、林冲等都是如此。在这类文本中，男性不是通过获得女性的芳心来确认自己的男性身份的，反而女性几乎都被描绘成威胁男性气概的存在。
男性气质并不是单一的
新京报：这本书的英文版其实出版于2004年，时隔20年之后中文版才出版。在你的观察中，这20年间，中国社会内部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发生了哪些变化？
宋耕：最初我想研究的其实是中国的戏曲，我注意到其中有关“才子”故事中的“小生”几乎都是偏女性化的，这些小生通常没有胡子、多用假嗓，而且衣着鲜艳，为什么这些男主人公都是这样的形象？而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被推崇的男性气质，比如“阿尔法男”这类——我们的传统故事中可能也有这样的角色，但他们很少成为故事的主角，他们好像对女性不感兴趣，女性对他们也不感兴趣。
当年我在做这样一个研究时，国内相关的研究并非没有。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方刚老师，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解放男性”的口号，认为男性在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中也受到很多压力。我主要是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其实今天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而我想发掘的，是现代化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气质的一些特征。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男性气质也并不是单一的，是多元的。
从更加广泛的公共层面来看，这些年相关的讨论也在走向多元化。比如今天的影视剧中，“小奶狗”几乎已经成了流行的叙事模式。我最近看的几部电视剧都是这样，剧中“女大男小”的设置，双方之间通常的年龄差距还非常大，几乎在十几岁。不只是年龄，女主角的地位通常也比男主角“高”，相比从前，其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几乎是倒转的。别说20年前了，甚至在5年前都难以想象，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无法接受的。
以“姐弟恋”为故事背景的电视剧《爱的二八定律》（2022）剧照。
新京报：在学术研究之外，你平常也追剧？
宋耕：（笑）没错，这也算是做学术的乐趣之一吧。写完这本书后，我后来的研究兴趣也慢慢转向了当代流行文化，侧重影视剧和网络文学中的性别建构。于是，追剧可以说既是我的娱乐，也是日常研究的一部分。
新京报：最近在看什么？有哪些有意思的观察？
宋耕：最近在追一个网剧，叫《雁回时》。这类剧情设定很有趣，它们好像落在了古代社会，但又不是具体的哪朝哪代，可以说是一种“平面化”的、有虚构色彩的中国历史。《雁回时》也是这样。它乍一看很像传统“才子佳人”的故事，但背后又有非常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认为女性要独立，不能依赖男性。
《雁回时》（2025）剧照。
这部剧从女主角回到父家家宅说起，她和父亲的妾室、妾室的女儿生活在一起，最开始受了很多欺负，但后来家宅中这些女性角色都慢慢联合起来了，最后的敌人就是这个“父亲”。剧中女主和男主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他们起初完全是互相利用和算计，尽管最后还是落入了“浪漫爱”，但这个过程还是很不一样。整部剧虽然是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但剧中反映的又完全是现代的思维方式，以及现代女性面临的很多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这些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嫁接”剧出现？在看似古代的背景设置中，讨论与现代相关的一些性别问题。
宋耕：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但说实在的也很难回答。有一种说法是，当和现实拉开一段距离后，它们构建了某种乌托邦，让人觉得是中国古代，但又并不确定是哪朝哪代，因而相关的探讨余地更大，也更容易表达。另外，这些年也兴起了一种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的大趋势，这个解读过程也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它有意无意添加了许多今天的想象。剧中大量的情节，就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知识，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样的好处不必多说，但也提醒我们，对更年轻的观众会不会构成一种误读和混乱，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讨论性别议题，
不能忽视历史语境
新京报：你提到了在重新解读传统过程中，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加工或“想象”。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本书在当时也是对前现代中国男性气质的一次重新发现，书中的部分观点这些年也引发了很多讨论。20年后再看它，你觉得其中哪些判断至今仍然是成立的，而哪些是有所局限的？
宋耕：的确，如果说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可能其中确实有一些过于简单的二分法，比如中国/西方，这其实是不够深入的。中国地域差异很大，历史跨度也很大，具体到不同的朝代、地域、阶层等，内部的差别都很大。如果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再看，也许会做得更深入。
如果说没有变的地方，我认为当时在写作这本书时的基本立场仍然如此，能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男性气质，不把它理解成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此外，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而不是“男/女”二分，去重新看待传统社会中男女性别的建构，这仍然是必要的。
我还想再多谈一点，其实今天的我们在讨论性别议题时，很容易忽视背后的历史语境问题。比如从“男性气质”的确认逻辑来看，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大部分都关于“英雄救美”，所谓的“masculinity”需要通过获取女性的芳心来确认；而在中国古代的不少小说文本中，对这种“男性气质”的确认反而是需要通过压抑对女性的欲望，比如《水浒传》中，他们最恐惧的是被“天下好汉”耻笑，能够得到“好汉”的认可才是对“男性气质”的肯定。这其中是存在非常大的文化差异的，但今天的性别讨论有很多被“西化”的部分，我们可能需要跳出“西方中心”，或者说受“现代化”话语影响的思维禁锢，去重构在受西方影响之前，我们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究竟是怎样的。
20世纪50年代，画家杨俊生作品《水浒一百零八将》。
新京报：你也在序言中提起当时所处学术环境的整体氛围。当时的性别研究仍然以关注女性为主，那么你以一名男性学者的身份进入这个领域时，你的关注点有怎样的不同？
宋耕：在性别研究内部长期以来的传统中，男性这个性别被默认为所谓的“norm”（正常），而和“男性”不同的另一面就被定义为“女性”，它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一种男性为主体的权力关系。有一部分做性别研究的女性学者认为，性别研究天然就应该更多关注女性。作为西方左派思潮的一部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都是关注那些被压迫的、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因而从这个角度看，性别研究就是要去解放女性。
这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这种性别话语也是一把双刃剑。所有关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都是男性主导的话语，它的目的是巩固男性的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男性也是这套话语的牺牲品。在许多文化语境中，对“男性气质”的定义都是否定性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男人是真正的男人？也就是“不像女人的男人就是真正的男人”。这就使得对于大多数男性而言，所谓的“男性气质”会导向很多具体的焦虑，担心自己不够“男人”。男性其实也面临着性别解放这样一个课题。以及，我们只有把男性从这样一个“透明的”“隐身的”状态中拉出来，将其也作为一个性别个体加以研究，才能真正看到性别的全貌。
《教父2》（The Godfather: Part II，1974），传统父权制下的男性气概（家族责任、权力、隐忍与牺牲）及其悲剧。
新京报：对于“男性气质”的关注程度，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似乎也还是有差别的。
宋耕：的确，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是从西方开始的，且距今也没有多久，但在学术界内部的影响在逐渐扩大，这和社会文化整体在对性少数群体和性别多样性的关注都是有关的。就国内而言，其实相关的讨论开始得也不算晚，比如方刚老师当年的研究就更偏向于社会活动，从惯习层面提高对男性健康的关注。这些年，根据我对网络空间的观察，这样的讨论仍然在持续，只不过越来越流于两性间的对立，比如很多男性网民对女权主义的不满主要在于，当女性需要被照顾时，就说自己是“女性”；当女性需要平等时，就提出要平权。这个现象是带有一点地域特征的。
但总的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这可能和女性主义在两地的进程差异有关。受到“政治正确”的隐形约束，在西方社会内部包括性别问题在内，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是有的，但经常又需要被掩盖。而国内的公共讨论中，这种“压力”显然还没有成型，在一个相对匿名的环境中，很多内心的“真实想法”就被表达了出来且没有什么后果。
新京报：这些年你也在关注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男性气质与空间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今年备受关注的“红药丸”男性空间，它正在网络世界迅速发酵，且日渐对真实社会中的男性气质焦虑产生冲击。在你的观察中，这个场域中的“同性社交”有怎样的特点？
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在“红药丸”小区中，女性始终是以性客体的身份存在，是男性印证自己男性气质时需要争夺的对象；传统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承载“男性气质”的“江湖”。虽然同样都是男性空间，但在“江湖”中，女性显然很大程度上是“隐身”的。时至今日，这种区别会如何影响东西方社会各自对男性气质的想象，以及男性气质焦虑在两地的讨论侧重？
宋耕：“红药丸空间”的说法来自西方的“男性圈”（Manosphere），即对女性和婚姻的一种完全排斥, 也可以视为对女性主义的反动。但是就我所了解的来看，在中国语境下, 这一现象似乎又和男性将社会中的结构性压迫归结于性别问题 (“阴盛阳衰”)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在前现代中国社会也存在类似的声音，比如有所谓的“红颜祸水”的说法，将国家存亡的出口落在女性身上，女性往往就成了其中的牺牲品。
西方社会学对男性气质与空间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一些全男性或是男性主导的空间领域, 例如酒吧、足球俱乐部等, 认为空间是形塑男性气质的重要条件。在中国文化中, 作为想象空间的“江湖”似乎承载了类似的功能。你说得很对，“江湖”，包括现在将商场作为“江湖”的隐喻延伸，里面体现了很多前面谈到的“同性社交”以及男性气质的焦虑。
作者/申璐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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